“一江奔海万千里，两记呼楼六百秋。”这是南京阅江楼上的一幅对联。据相关资料显示，阅江楼及《阅江楼记》隐藏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良苦用心。

洪武七年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开国皇帝朱元璋厌倦了南京局促的宫廷小天地，厌倦了山呼万岁、事事随顺的群臣。

闲坐在宫廷的东黄阁上，他想起了郊外龙湾狮子山，在那里他指挥军队以少胜多，大败陈友谅。于是，一股豪情从他心中升腾，一个规划冲撞着他的心扉：何不在此兴建观光高楼?既可以缅怀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争经历，又能够俯瞰长江，欣赏扬子江风光，与民同乐。

高楼的形象在他心中也越发清晰了，甚至连高楼的名字他都想好了――阅江楼。他为自己的想法所感动，热血沸腾。但是，他出身民间，了解民生艰难，本能地反对铺张浪费、耗财劳民。他很快镇定下来，仔细盘算着兴建高楼所需人力和物力：在狮子山上兴建高楼，役使囚徒不会劳民。虽然会花费一些财力，但朝廷国库充实，完全能够承担。于是，他准备实施自己的规划。 　

但是，天公不作美。二月初一发生了日食，上天示警。在朱元璋等古人看来，这是了不得的大事：皇帝作为代表天帝的天子统治万民，如果皇帝做了错事，天帝就会发出警告。

日食促使朱元璋反省，但他又百思不得其解：最近自己没有做过什么错事，怎么会引起上天感应示警呢?难道是自己心中的想法，天帝也洞察了。想到这里，朱元璋吓出一身冷汗，他当机立断，马上打消了兴建阅江楼的念头。

“圣君之作，必询贤而后兴。”虽然贵为天子，朱元璋没有被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所陶醉，尚未利令智昏。他知道自己一个人的智力毕竟有限，办好大事还需要集思广益，集中臣下的智慧，尤其是听取不同意见、反对意见，才能思虑周密，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联想到打下江山以来，作为皇帝的自己，口衔天宪，言出法随，而大小臣工随声附和，百依百顺，一点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出。如果自己办了错事，只能等候天帝的谴告。这是多么危险啊!于是，陷于深深孤独和恐惧中的朱元璋忽然有了一个主意：把自己兴建阅江楼的计划告诉大臣，让大臣凭着想象写出《阅江楼记》。

阅读他们的文章，就可以测试群臣的态度，看清他们是否具有劝阻兴建的忠谏之心。朱元璋知道，皇帝这么做不太光明正大，甚至还有“阴谋”之嫌，但是为了江山社稷，他也在所不惜了。

群臣奉命行事，驰骋文思，描绘想象中的阅江楼的宏伟壮丽，歌颂天下太平、皇帝英明等。朱元璋耐着性子，阅读完群臣所写的《阅江楼记》，发现满朝大臣，一味承顺赞美，竟然没有一人直言忠谏、大胆劝阻。稍微高明一点的，则是号称一代文章宗师的宋濂所写的《阅江楼记》。

宋濂不过是在歌功颂德时，写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劝谏皇帝的套话，即希望皇帝在登览阅江楼时处处想着江山社稷和人民：览“中原之广，益恩有以保之”；望“四陲之远，益思有以柔之”；见“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对于这些文章，朱元璋很不以为然。于是，自己以臣下的口吻写了一篇《阅江楼记》，旗帜鲜明地劝阻兴建阅江楼，并列出若干条理由。朱元璋的文章，《明实录》不载，明嘉靖年间学者何乔远《名山藏》、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国榷》都有收录。

朱元璋这篇《阅江楼记》，以臣下的身份立言，反对兴建阅江楼，并提出充足的理由：“狮子山扼险据势”之说不能成立。

三国时，孙权占据江南，奸诈的魏国曹操、忠心耿耿的蜀国诸葛亮，都不能夺取江南。理由有二：一是长江天堑，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二是吴国爱民，深得民心。哪里是凭借狮子山而扼险据势呢?并提出“宫室之广，台榭之崇，不急之务，土木之工，圣君不为”，劝谏皇帝要做圣君，不要兴建阅江楼等不急之务。这么做，也是为了爱惜民力，“使愚夫愚妇无有读言谤”。文章最后，歌颂皇帝善于纳谏，停止大兴土木，与民休养生息。

朱元璋代臣下立言，树立了不顾个人得失、直言忠谏的忠臣形象。其意在讽喻臣下从朝廷大是大非的原则出发，忠言直谏，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不要斤斤计较于个人荣辱得失，畏首畏尾，尸位素餐。作为专制时代的皇帝，号召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意见，直言忠谏，这是朱元璋的高明之处、过人之处。即使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

从朱元璋的文章反观满朝大臣的文章，自然映照出当时官场的作风，映照出臣下阿谀奉承、唯唯诺诺、恭敬从命的众生相。

因此，朱元璋也是在以自己的文章羞辱臣下。出于同样的目的，朱元璋之后又写了《辟阿奉文》，感叹朝中无人，再次严厉批评大臣一味承顺、不敢劝谏的作风，甚至明白无误地指出他们连妾妇都不如。

可以说《阅江楼记》是朱元璋设计的测试臣下的阴谋，群臣在朱元璋的测试面前，显示出阿谀奉承的面相，受到了无情的折辱，也是咎由自取的。但是，朱元璋明明打消了兴建阅江楼的想法，却让臣下作记，又一再批评、羞辱他们，其雄猜多疑的性格也暴露无遗了。

今天，站在雄踞狮子山头的阅江楼上，俯瞰浩浩荡荡的长江，欣赏大江风光、城市建筑森林，在油然而起的美感面前，谁能想到它的背后隐藏着励精图治又雄猜多疑的皇帝折辱百依百顺的臣下、振刷官风的良苦用心呢?